第678章免职-《1949:火红年代的县委书记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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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不是要冤枉他,而是要指出其言论客观上的破坏性。

    在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依然高昂的年代,这种超然、貌似公正的“理性”,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非理性,是对人民仍在为生存而搏命的一种背叛。

    但是,陈朝阳的思绪又来到了许多年后,看到了田墨轩的结局,那个在北大荒劳改农场的风雪中,坚持“不认罪、不自杀、不连累他人”的倔强老者。

    看到了他死后将御寒衣物留给其他犯人,认为“人死便不需要外物”的那份最后的洒脱与尊严。

    这说明了什么?说明田墨轩并非投机小人,更非贪生怕死之徒。

    他有他的信仰,一种基于传统士大夫气节和抽象人道主义的信仰。

    他的“错”,不在于个人品德的卑劣,而在于思想的致命脱节。

    “他是一个被困在旧时代范式里的‘好人’,一个用前朝的剑,来斩本朝官’的悲剧文人。”

    田墨轩是一个试图用静态书斋里的“仁义”、“民生”标准,去衡量和框定一个正处于动态,你死我活的革命建国与地缘博弈过程中的国家。

    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,却看不到不战争的亡国灭种之危;

    他看到了盟友的伪善,却看不到利用这伪善争取喘息时间的极端必要性。

    他天真地认为,真理可以脱离力量而存在,道义可以绕过残酷的斗争来实现。

    他不懂得,在虎狼环伺的世界里,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,首先要靠铁与血来争取,然后才有资格去谈论更美好的理想。

    他的“理性”因为脱离了这片土地的残酷现实,而变成了最危险的“天真”。

    他的文人风骨是真实的,这让他能在北大荒坚持“三不原则”,能从容面对死亡并展现最后的仁慈。

    但这风骨,也铸就了他的固执,使他无法完成思想的真正蜕变,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秉持的“普世价值”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会成为致命的毒药。

    所以,在陈朝阳眼中,田墨轩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。

    一个爱国者,却在客观上帮了敌人的忙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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